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21世紀的弔詭:經濟發達,人性沈淪

      一向以來,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的目的是將人類從苦勞與「不甘願」的生產活動中解放出來,以便從事「心甘情願」、「有助身心發展」的活動。
      事實呢?凱因斯在1930年寫了一篇文章,預測百年內人類每週只需工作15小時,就可以有足夠的產出,而解決基本的經濟問題。他並同時提出兩個警告:(1)如果人類無法減少每週工作時數,將會有科技性失業(因為生產效率太高,需要的勞動力太少,使得大量人口失業);(2)不懂得利用閒暇時間與「人生的藝術」的人,將會無聊到精神崩潰。
      結果呢?21世紀的人類生產力遠超過凱因斯的預期,但是經濟蓬勃發展的結果,卻是人性的普遍沈淪,以及專業以外能力的萎縮、退化——人類從多功退化為單功,使得與職場無關的人性普遍地萎縮。

1、凱因斯的警告
      1930年正當經濟大蕭條的期間,許多人自殺,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經濟復甦的可能性,凱因斯卻寫了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說當時的大蕭條遲早會結束,資本將會持續累積,加上科技進步,百年後的人類每週只需要工作 15小時,就可以享有數倍於 1930年的經濟果實。因此,百年後真正的問題將不再是經濟問題與生產效率,
而是學會降低工時與均勻地分配經濟成果,並且懂得「人生的藝術」,以便利用閒暇時間從事有益身心的活動。
      很不幸地,我們並沒有學會「降低工時與均勻地分配經濟成果」,以至於生產力的提升變成「勞動力供過於求」,資方變成(金錢遊戲中的)最大贏家(以及道德和人性涵養上最大的輸家),大量(魯蛇)勞工陷入「非典型就業」的困境,少數(溫拿)勞工陷入「拼命賺錢,拼命花錢,卻失去親情;有成就感,有滿足感,卻勉強壓抑著『為啥辛苦為啥忙』的茫然與空虛」的困境。
      經濟發達了,人性沈淪了;專業能力發達了,作為一個人的完整能力(情感的、人性的、哲思的、etc)卻萎縮、沈淪了。

2、以命搏錢的人生
     面對著智能越來越高的機器人,許多大學教授的思考能力仍舊停留在「什麼樣的職業會被機器人取代?什麼樣的職業不會被機器人取代?」的競爭慣性,而不去思索「如何降低工時,全民一起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
      假如我們還是只想要用「強化競爭力」來解決問題,最後將會是全民皆輸的慘局。
      競爭力弱的人將會陷入「非典型就業」的困境,拼命工作卻永遠只能勉強溫飽。
      競爭力強的人將會「窮到只剩下錢」:為了強化職場競爭力,必須進最熱門的科技公司或金融機構;為了搶到金飯碗,必須把所有時間用在培養「即戰力」,還要在研究所階段搶先卡位(頂尖大學,熱門科系,熱門研究室和指導教授),而不可以浪費時間去培養專業以外的能力;為了搶先卡住研究所的位置,必須先在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搶先卡位(先馳得點)——為了從小到大的卡位與競爭,這些「溫拿」將失去童年的歡顏(但是從小享受「溫拿」的快感),失去青春期,失去維繫婚姻品質與親子互動的能力(不懂人的內心感受,不懂人的憧憬、可望、嚮往、憂慮、痛苦、不安,etc),失去真正的幸福(人性與心靈的昇華與滿足,創造意義而非財富),因而變成職場的贏家與人生的輸家。
      不信?你去讀一讀 Neil Postman 的《童年的消逝》和《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媒體時代》,就知道我沒有危言聳聽。

3、誰能闖出重圍?
      凱因斯說,只有那些懂「人生的藝術」(the art of life)的人,才有能力享受閒暇時間的樂趣與滿足感(善用閒暇時間)。
      但是,「人生的藝術」是一種能力,你必須用心學才能學會。沒學到這本事的人,只能在「非典致死」和「娛樂至死」間挑一個。
      「人生的藝術」去哪裡學?理論上大學的通識教育,以及中小學的相關課程有機會培養學生相關能力。實際上,中小學的相關課程教學成效差,大學的通識教育更是被當成營養學分在看待。
      也就是說,教育原本應該賦予受教者三種能力(專業能力,面對生命與生活的能力,以及參與公共討論的公民素養),實際上在「只重競爭,不重分配」的社會體制下,人都被培養成「生產線上的後備軍」,而犧牲了「面對生命與生活的能力」,以及「參與公共討論的公民素養」。
   
4、知識分工體系下的「通識教育」
     大學生的心智剛好成熟到真正可以去用心培養「面對生命與生活的能力」,以及「參與公共討論的公民素養」。但是通識教育卻沒有扮演起該扮演的角色。最關鍵的問題是:通識教育的老師根本就普遍地不認為「通識教育」是一種「專業」。
      於是,不管通識教育是由「通識教育中心」的專屬老師授課,或者邀請其他科系老師授課,所有授課老師都是「知識分工體系」下的「專家」(只有能力以管窺豹,沒有宏觀視野與跨領的系統性思考能力),他們教的只不過是「每個科系入門知識的科普化」,而不是真正「面對生命與生活的能力」,以及「參與公共討論的公民素養」。
      進行中的通識教育既不是在培養學生的生命洞見與智慧,也沒有在培養學生參與討論公共事務的公民素養,於是他必然淪為「通俗化的大拼盤」,俗又大碗的「營養學分」。
      在通識教育中心的老師仍舊不認為「通識教育」就是我的「專業」的前提下,通識教育不可能跳出今天的泥沼(通識是二流教師聚集所,各所系專業知識通俗化的大拼盤,教的是無關緊要的營養學分)。

5、從「人」的教育再度淪為「職場技能」,或另一個極端?
      許多「通識教育」的倡導者已經忘記有「人的教育」這碼子事,而把通識教育當作「產業快速變遷下的通才教育,以培養學生因應產業變遷的能力」。
      譬如,2004 年出現在學術期刊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的這一篇 "Experiential Education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s it Time to Reexamine the Liberal Arts?" ,就是典型範例。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的提案可以視為另一個極端。
      刘东長期致力研究國學以及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並且譯作數百本,致力把自己培養成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典型的「通人」。他的提案反應這個背景與長期的關懷。
      他在2010年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跨学科讲座的邀请,去講了「诸神之争与通识教育」。他談專才與通才之爭,以及西方與中國之爭,並且提到:「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在逻辑已不复存在,它已经成为各系安置没有能力上专业课的教师的“垃圾场”。」「要想深入打破通识教育的困境,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当今这个乱糟糟的全球化时代,究竟什么才算得上名符其实的“通识”?」「在这个各种文明规则不断冲撞磨合的紧要关头,究竟作为一个地球人至少需要知道些什么,还根本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通識該教什麼?刘东沒有現成的答案,只有一個宏大到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长远来看,作为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标,则需要在持续的文明对话中,经由艰苦而平等的商量与研讨,共同制订出多元一体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通识,那通识必须建立在各民族的国学(包括西学)之上,而保证它们既相互重叠、又各有侧重。而且相互重叠的核心部分,必须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以确保人类的和平共处;那各有侧重的部分,又必须具有足够的浓度,以确保每一种宝贵文化的原生态与生命力。」
      這樣的共識要等到那一年才會出現?假如我們繼續循著既有的高教軌跡與職場上的競爭,人類的知識分工只會越來越細化,跨領域的對話越來越不可能(越來越嚴重地雞同鴨講),刘东提議的「多元一体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通识」更加不可能。

6、可行的方案
      有可行性的通識教育提案必須免除四大極端才能兼具價值與可行性:(1)現況——專業知識通俗化後的大拼盤(主菜上場前的冷盤),(2)厚植學生對未來職場變遷的因應能力(繼續淪為職場的奴工),(3)迂闊而不可行的「中西人文與社會素養大全」(從中國式的通人,變成學貫東西的「天人」),(4)遙遙無期的「中西人文與社會素養核心共識」。
      那會是什麼?改天再找機會繼續寫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