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社會變革的起點

       從1994~95年開始參與社會改革運動至今,竟然已經快要滿23年。這二十幾年裡,我的閱讀和思索不知不覺地從人文領域移向社會科學,從個人轉向社會,以至於這一年來重讀人文書,竟然偶而會有恍如隔世的感覺,而我記得的書也絕大多數早已沒有繁體書,只剩簡體字的書了。
      這一兩年來,我的閱讀與思索重新從社會問題轉向人文問題,偶而還會想起台灣的社會問題,總覺得找不到可以讓台灣突破困境的變革起點。面對這個感覺,我從社會學學到的關鍵原則是:不要停留在感覺,或者孤立事件所形成的「印象」,而要在這個感覺的引導下去進行結構性分析,以便突破表象,看到可能的規律。

一、財富、權力與知識的不對等
      自有奴隸制度以來,所有的社會壓迫最終目標都是剝削別人的勞力產出,而剝奪別人的權力和人身自由只不過是手段,用以奪除對方反抗的能力,以便維持勞動力剝削的「永續性」。
      要剝奪一個人的權力和人身自由,最笨的方法是鐐銬和酷刑,因為成本太高。較高明的方法是用洗腦的方式卸除被奴役者的反抗意識,讓他們甘願被剝削——譬如由教皇加冕來讓群眾相信皇帝的神聖性(君權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因此,亞瑟王需要一個魔法師梅林來為他製造神話,中世紀的國王需要教皇為他加冕,以便製造剝削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高明的統治體系裡,先灌輸群眾假的知識(洗腦),讓他們心甘情願地交出(反抗的)權力,緊接著就可以讓他們心甘情願地交出勞動所得。
洗腦→瓦解反抗權(意志)→持續剝削勞動所得

二、變革的契機
      啟蒙運動推翻了封建制度而建立起民主政體,關鍵就是先產出有效化解「君權神授」的論述,接著是知識的廣泛傳播。當奴隸有了知識,反抗的意識就會覺醒,不願意再忍受不公平的剝削;當覺醒的人數夠多時,就有機會推翻壓迫的體制——前提是「覺醒的人數夠多」。
知識傳播→反抗意志覺醒→推翻剝削體制
      法國大革命可以成功,因為「覺醒的人數夠多」;而人數可以湊足,有當時的特殊情境:飢荒讓都市有大量「nothing to lose」而願意鋌而走險的工人,社會的富裕與知識的量產(印刷術)使得大量有能力又有知識的人不滿於既有統治階級對財富與權力的壟斷,願意出錢出力地協助或領導革命。
      今天要醞釀出法國大革命的局勢很難:(1)絕大多數人活得下去,溫飽有餘,還很容易有小確幸,所以不願意鋌而走險;(2)頂尖的聰明人(top 1%)有跟「既得權力」分享財富與權力的機會,雖然他們仍舊不滿於自己所分到的部分,但是也很識時務(跟「既得權力」分享財富與權力,其投資報酬率遠遠高於策動群眾去搞革命),所以也安於既有體制;(3)20世紀的魔法師(20世紀的梅林,製造神話來將既有剝削體制合理化的人)遠比中世紀的魔法師高明,可以把鄉民以及鄉民心目中的大神(群眾的領袖、大濕)耍得團團轉,甚至把鄉民心目中的大神拐得心甘情願地當他們的義工,替他們宣傳、辯護。

三、20~21世紀的封建制度與魔法師
      以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們最有資格當選為20~21世紀的梅林,唯一的差別是梅林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傅利曼也許傻呼呼地以為自己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而其他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者可能多半是看不見理論與現實之差異的書呆子。
      當這一群學者喊出「去管制、小政府、回歸市場機制」的時候,實際的後果是讓「既得利益」找到鞏固剝削的最佳說詞:「我們也同情你們,卻愛莫能助,因為這是市場機制的必然。」——鄉民不知道他們捍衛的是「所得=貢獻」的完美市場機制,書呆子不知道「當政府表面上被解除干預能力時,實際上是在捍衛既有的不公平機制」(因為他們不知道書本跟現實世界的差距),而「既得利益」有太多種方式隱藏官商勾結的機制。
      把不公不義的剝削說成是「那看不見的手」,猶如把一切的不公不義都推諉給上帝,這下子所有被剝削的人都再也看不見「剝削者」,於是「剝削」好像也就不存在似的。
      Joseph Stiglitz 從博士論文就開始研究現實世界裡的市場機制(不完美的市場機制)如何製造不公平的剝削,而且他的所有著作都在揭露「既得利益」如何控制政府,藉由貌似公平的規則來製造不公平的競爭和不公平的財富分配(譬如《不公平的代價》);Robert Reich 也一樣(譬如《拯救資本主義》)。
      只要認真讀一下這兩本書,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見:當芝加哥學派想出各種理由瓦解群眾控制政府、影響政府的動力時,各大財團就趁勢把黑手伸進白宮和國會山莊——順便一提,這實在很像台灣解嚴後的發展模式:「進步」學者呼籲「政黨退出校園」,呆頭呆腦的國民黨特務們也在壓力下不得不撤出,聰明的(狡猾的)民進黨卻趁機把黑手伸進校園(先是台大校園,最近我發現「黨校」政治大學的辦公室裡也到處都是民進黨的足跡)。
      所以,21世紀的封建制度在許多方面都遠比中世紀進步。
(1)剝削者(「既得利益」或「跨國財閥」)出錢贊助有利於自己的知識生產,以便從源頭混淆知識的產出,讓那些戳破當代剝削體制的書被淹沒在有利於鞏固既有體制的書裡。(2)剝削者控制知識傳播管道(媒體),以「市場機制」的名義進行出版審查與管制(不是禁止出版,而是窄化其流通量),但是書呆子們卻戮力捍衛這種被扭曲的「出版自由」(有利於剝削機制的書比不利於剝削機制的書容易出版與行銷、傳播)。(3)讓底層的被剝削者溫飽有餘,並散播「活不下去的是自己想不開」的論述,使得「被剝削」變成「自找的」、「無能」,也使得「剝削」變成「無所不在,卻隱於無形」。(4)最後,把最聰明的 top 1%~5% 收歸己用(最簡單的辦法是辦「貴族」學校,並提供獎學金給最聰明的窮孩子,以便讓「富二代」在求學過程就有機會學習如何駕馭聰明的窮孩子們,同時使聰明的窮孩子們誤以為自己跟「富二代」是屬於同一個社會階層),如果有漏網之魚(不肯為虎作倀的聰明窮小孩),在四大機制的作用下也難以發揮實質的效果(想想看 Joseph Stiglitz 實際上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四、知識傳播的難題
      要突破當今的剝削機制,第一關是要產出足以揭漏既有剝削機制的知識。這個工作早已在 Joseph Stiglitz 等人的手上完成,問題是傳播不出去。
      以台灣為例,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鮮少有人會去讀經濟學者最新的書,還把批判手段停留在粗淺的「新自由主義」一詞,或者艱深到鮮少有人能懂得的各種「新馬克斯主義」。所以,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鮮少有人認真讀過 Joseph Stiglitz 和 Robert Reich 等人的書——雖然他們對現實世界裡的剝削機制刻畫得遠比許多左翼理論更深刻、貼近現實。
      更糟的是,野百合學運以來的許多「學運人士」、團體和「進步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打著人權的旗幟搞台獨,打著進步的旗幟搞綠化,打著民主的旗幟搞官商勾結」。而他們的支持群眾(和精神導師、神主牌)不管對民進黨有多失望,最高的目標都只不過是「搞垮國民黨,捍衛本土政權,有條件地制衡民進黨,立志當民進黨清廉黨部」。當「統獨優先,本土優先,綠營優先」時,人權、經濟、官商勾結與剝削機制等自然被擺在可有可無的優先序上,連所謂的「制衡民進黨」也變成是「我們隨便說說,你們別太認真」。
      知識被淹沒在生產過剩的假知識裡,網路上被譽為「大神」、「大濕」的人中不乏神棍、有知識而沒有智慧的「高等鄉民」,以及被21世紀魔法師愚弄的「頂尖明結果,熱心於「公民運動」的鄉民們往往在跟隨「披著羊皮的狼」而不自知。

五、台灣的馴化機制
      回來重新看我們前述的變革機制
知識傳播→反抗意志覺醒→推翻剝削體制
      被剝削的人必須要先有知識,才會有後續的反抗。然而知識的傳播機制在台灣或者是蕩然無存,或者是小到有如涓涓細流而可以忽略。這已經讓人很難樂觀,甚至不得不悲觀了。
      其次,既有機制一方面讓鄉民活得下去,而且讓他們在職場上忙得沒空也無心吸收新知識,這使得知識的傳播更加地困難。最後,假如有些鄉民因為老公養得起而很有空,電視和智慧型手機上面的各種膚淺娛樂也足以讓他們娛樂致死書介1書介2,英文書介)。
      結果,鄉民不滿歸不滿,卻沒有足夠的知識來激發、支持反抗意識。
      不只是鄉民欠反抗意識,連大學教授們和NGO團體也欠缺完整的反抗意識(通常只有皮毛,甚至是似是而非的皮毛)。這多少要歸功於五年五百億,「藍綠先於黑白,統獨先於是非」的意識形態,以及聯考的篩選機制和升學主義的馴化。
      曾有社會學界的朋友對我慨嘆: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是從書本去認識社會,藉著書本的引導去認識社會,甚至一直都待在書房裡而鮮少接觸到社會,以至於「他們的人跟他們的知識無關,他們的知識跟他們所處身的社會無關,而他們本人也跟他們所處身的社會無關。」
      這樣的一群人,如何期待他們成為社會變革的起點?如果連他們都很難成為社會變革的起點,如何期待台灣的社會有機會變革?

後記
      昨天看「開窗看世界-CNEX紀錄片前線」的節目「金權黑幕揭密」,節目後面有張鐵志跟范雲(臺大社會系副教授,社會民主黨首任召集人)的對話,談台灣的金權政治,我聽了大失所望——談得太淺,而且半遮半掩地不敢說破。
      關於台灣的黑金政治,臺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早在 1995年出版的《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就已經以汐止造鎮的個案徹底分析過台灣地方派系、媒體大老、黑道與土地炒作的關係。網路上也有不少人摘錄這本書的內容(這一篇簡介你一定要看),甚至用圖解方式(譬如這一張,或這一張,和這一張)顯示政商關係與黑道的複雜勾結。過去數十年來許多週刊也在欲言又止地講過從中央到地方的「黑金政治」、「專業退位」、「賤賣國產」、「五鬼搬運」等故事,以及台灣政治和社會沈淪的歷史。
      這些事攸關公眾利益與重大政治弊端,大家都想講,大家都想知道(也有權知道),知道的人其實有責任講,卻從來沒人敢講破——只因為知道歸知道,聽說歸聽說,除非你當場錄音下來,否則一旦告你刑法的「毀謗罪」或民法的妨害名譽(侵害人格權),你就吃不完兜著走。
      你說,台灣真的有完整的言論自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