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7日 星期四

托爾斯泰的愛與非暴力

        近代史上第一個倡導愛與非暴力原則的,是托爾斯泰(1928-1910)。而甘地(1869-1948)則以具體的方式向人類展現出它的驚人力量——它足以摧毀大英帝國對印度的殖民,威力絕不下於任何武裝的獨立戰爭;但是,它還能解除許多敵對者心裡的仇恨,這可就不是武裝的戰爭所能做到的了。
         後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原則啟發了美國的人權領袖金恩博士(1929-1968),而在美洲再度展現這個原則驚人的力量。
        托爾斯泰對甘地的啟發始於一本書,但大家最愛傳頌的卻是《一封給印度人的信》這一篇文章。

一、《一封給印度人的信》
        《一封給印度人的信》(A Letter to a Hindu)裡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話就是:「一家商業公司奴役了一個人口達兩億的國家。你把它講給一個沒有迷信的人聽,他一定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區區三萬個柔弱而尋常的辦事員(他們非體魄壯碩)竟然可以制服兩億個精力旺盛、聰明、能幹而愛好自由的印度人,這意味著什麼?光是數字不就已經清楚地表明,不是英國人奴役了印度人,而是印度人奴役了自己?」
        區區三萬個尋常的英國辦事員,為什麼可以奴役兩億個愛好自由的印度人?一般人的答案很簡單:英國人用武力鎮壓印度人的反抗。而解決的辦法也似乎很明顯:用更強大的武力驅逐英國人。
        只不過這個方案潛藏著一個很少人認真思考過的後續問題:假如靠一群人用武力驅逐英國人,那麼革命成功後這股武力會被用來鎮壓印度人?還是用來保護絕大多數的印度人?
        托爾斯泰對這現象的思索與理解比一般人更深刻,因此反而經常被誤以為他太天真、教條。
        在《一封給印度人的信》裡,托爾斯泰費力地提醒印度人:如果你贊成對他人使用暴力(譬如武裝革命),你就同時合理化他人對你使用暴力;而歷史上贊成使用暴力的社會都陷入一個結果,就是「少數人使用暴力去奴役絕大多數人,而絕大多數人卻找不到反對的方法和理由」——先是封建制度裡用「君權神授」合理化暴力,接著是工業革命後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合理化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與壓榨,並且用警察鎮壓抗暴的工人。
        那麼,你要的是用武力驅逐英國人的奴役,然後換一群人來奴役你?還是要尋找一種一勞永逸地解決「少數人奴役絕大多數人」的困境?
        托爾斯泰給的回答是:歷史告訴我們,主張暴力的結果,一定是少數人受惠而絕大多數人受害,一定是自私的原則戰勝愛的原則;這樣的社會永遠達不到真正的平等與公義,不會改變剝削的本質,只會換湯不換藥地改變剝削者與剝削的形式、機制、理由。
        那麼,難道「只要堅持愛奴役你的人,自然就會戰勝一切的暴力」?當然不是!托爾斯泰的主張遠比這種天真的論調更積極,而且他身體力行地實踐著。

二、愛與非暴力的積極行動
        托爾斯泰「愛與非暴力」的較完整論述寫在1890的一本小書《天國在你的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裡,他主張以一切非暴力的方式公開且持續地譴責暴力,拒絕以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參與暴力——譬如不參與政府對人民的壓迫與壓榨(不服公職),不繳稅給使用暴力的政府,不向壓迫人民的法律低頭(可以入獄,但絕不認罪),尤其重要的是不當警察和軍人。
        托爾斯泰的最終邏輯很簡單:只要所有的人都拒絕為暴力服務,少數人就沒辦法奴役絕大多數人;是因為有人積極地為暴力服務,而且絕大多數人又消極地認同(或不抵抗)暴力,所以少數人才有辦法奴役絕大多數人。
        你試想想,只要有1%的印度人(二百萬個印度人)願意認真履踐托爾斯泰的呼籲,堅決而積極地以各種非暴力的方式譴責、抵抗英國人的奴役,三萬個英國人還能有效地奴役兩億個印度人嗎?
        甘地就是因為這個啟發,而發起「塞爆監獄」的運動,讓英國人不得不覺悟到:只要1%的印度人堅決不向暴力妥協,就可以瓦解英國人的統治——除非英國人願意把全國人們都遷移到印度去監管印度人,或者把監獄的規模擴大數百倍。
        托爾斯泰不只是倡議這些「愛與非暴力」的原則,更是不遺餘力地實踐與宣導,並且在全球打算為他慶祝八十大壽時,表達「最佳的壽禮就是把我關進一個最惡劣、不堪的監獄裡」。(關於托爾斯泰的實踐,參見杨开显的〈悲悯的文圣,人类的良心〉
        而且,他晚年就是因為毫不妥協地公開批判沙皇和教會對暴力的支持或使用,所以得罪沙皇和教會,並成為全球最著名的人權異議家、人道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

三、短篇小說「義子」與甘地的「非暴力革命」
        想要用愛感化惡人,有時候能得逞,有時候不會奏效。但是,想要用非暴力對抗暴力,首要原則就寫在「義子」這一篇看起來很天真、一廂情願的短篇故事裡。
        一個主張「非暴力」的甘地,如何推翻英國殖民地?就在指導「義子」如何贖罪的三個問題與答案裡:先把你自己的心給洗乾淨,否則不可能去洗淨別人的心;繼而堅定你自己的信念(信仰),才有機會開始作工;最後要把自己的熱情給燒旺,才有機會引燃別人心裡的熱情。
        甘地就是因為三件事都做到了,所以才有辦法感動許多印度人,願意跟他一起用非暴力的方式去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
        1947年,旁遮普省的印度教與錫克教徒跟遷徙中的回教徒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衝突。甘地用無限期的絕食行動呼籲所有關心他的人用愛化解這一場仇恨(參見這個連結),而且他也奇蹟式地讓兩邊的主要肇事者到他床榻前懺悔,發誓放下仇恨。

四、暴力革命會更有效嗎? 
        這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我們沒有辦法用愛感化所有的壞人(或想不開的人)。甘地自己就是被暴徒刺殺,而甘地死後印度的種性制度與對待婦女時的殘忍也沒有大幅度地改善。
        然而,這絕對不足以用來反對托爾斯泰(以及其他後繼者)的「愛與非暴力」——除非使用暴力確實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隨便舉個例子,被稱為南美洲「解放者」(El Libertador)的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1783-1830)號稱曾經將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波利維亞、秘魯、哥倫比亞五國從西班牙的殖民裡解放出來(這些國家的總面積相近於今天的歐洲),只不過他使用的手段相當殘忍(以暴易暴,以暴止暴):他下令將出生於西班牙的所有敵人全部殺死(或任意凌虐),除非他們積極地支持革命軍(這個法令被稱為 Decree of War to the Death)。
        這個暴力的手段確實讓他大規模地將南美洲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然而幾乎所有被他解放的國家都拜託他當獨裁者,他自己則謠傳被革命同志暗殺。而他臨死前南美洲的各種不公不義依然盛行,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剝削與奴役依然令人髮指,以至於他不禁灰心喪志地說出:「Independence is the only benefit we have gained, at the cost of everything else.」以及「In Colombia there is an aristocracy of rank, office and wealth, equivalent by its influence, its pretensions and its pressure on the people, to the most despotic aristocracy of titles and birth in Europe. Included in the ranks of this aristocracy are the clergy, professional groups, lawyers, the military and the rich. In spite of all their liberalism, they prefer to regard the lower classes as their perpetual serfs. 」
        由於他沒有能力真正消除南美的壓迫(連他擔任過12年總統的哥倫比亞都讓他失望),他死後南美依舊被白人和教會的舊勢力控制而分裂,經濟失序,軍事獨裁者此起彼落,延續將近兩百年。因此,持批判態度的人質疑,西蒙‧玻利瓦爾和聖‧馬丁所主導的南美獨立戰爭只驅逐了西班牙人,卻換湯不換藥地換來另一批剝削者與獨裁者。
        暴力革命會更有效嗎?看來絕非如此。
        甘地無法消除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間的仇恨,托爾斯泰沒有能力消除東正教與政治勢力的勾結,西蒙‧玻利瓦爾沒有能力解決南美白人和教會的剝削。從最後結果看,他們的手段沒有誰比誰更有效。
        但是,再看看法國、德國、北歐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或福利國家,他們是不是比南美和亞洲國家更進步?是的!然而,使這些國家更進步的關鍵因素(他們跟南美、亞洲國家的最大差異),不正是因為他們的社會更能夠普遍地接受法國大革命的同志愛(法國)以及基督徒的博愛(德國)嗎?

五、不完美的社會,進步的永恆動力
        誰也沒辦法讓所有的人類都認真擁抱、實踐「愛與非暴力」的原則,連耶穌在世時都做不到。但是,認真思索歐陸、英國、美國、亞洲與南美社會的社會發展水準,恐怕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讓一個國家(社會)持續進步的永恆動力,是「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愛與非暴力」,而不是「以暴止暴」的原則。
        所以,托爾斯泰是睿智的?還是天真而教條的?


附記:甘地與托爾斯泰
        很多人以為《一封給印度人的信》是寫給甘地的。其實,它是托爾斯泰在1908年底用俄文寫給倡議印度獨立運動的 Tarak Nath Das(1884-1958,印度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回信——Tarak N. Das 兩度寫信請托爾斯泰聲援印度獨立運動,並且附上兩期他主編的雜誌,因而托爾斯泰給他回了這一封信。
        Tarak Nath Das 把托爾斯泰的回信譯成英文後刊載在他主編的雜誌 Free Hindusthan。甘地輾轉收到這篇文章的英譯本後,寫信請求托爾斯泰讓他轉載在他的南非刊物  Indian Opinion,並且從此開啟了甘地和托爾斯泰的一系列通信。
        不過,在讀到這一封信之前,甘地早已讀過熟知托爾斯泰1890年的一本小書《天國在你的心中》,並認同托爾斯泰愛與非暴力的原則。
        我不確知甘地是那一年讀到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你的心中》,可以確定的是,1907年甘地在南非成立「消極抵抗協會」,帶領印度僑民以「消極抵抗」的方式抵制南非官方對印度僑民的人權侵害,這是甘地第一次帶領「不合作運動」,他並因此而在1908年初跟抗議的同伴們一起被關進監牢。這一次入監的經驗讓甘地反而獲得大量空閒時間去深入閱讀托爾斯泰、魯斯金等人的著作,後來他總是把入監當作是繁忙革命活動中的「閱讀假期」。
        也許甘地在 1907年就已經從他自己的印度信仰裡有了模糊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雛形,但是在後來藉著閱讀托爾斯泰而深化他的理念與信仰。所以,甘地曾在他的自傳裡說:「有三位當代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和賴昌德巴伊在生活上的往來;托爾斯泰的書《天國在你的心中》;魯斯金的書《給最後來的這個》。」
        (參見張祖樺〈甘地與非暴力主義〉)

註:關於魯斯金(John Ruskin)這一本名著《給最後來的這個》(Unto This Last)的簡介,請看中譯本《给这最后来的》的譯序,或 Andrew Hill(The Financial Times 編輯)在 2010 年的紀念評論 "Ruskin’s message for the modern merchant"。